【我的延安情】陜北插隊經歷讓我們既“脫胎”又“換骨”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吨腥A魂》網開設“我的延安情”專欄，旨在通過您講述親身經歷的故事，讓廣大讀者滋養初心、淬煉靈魂，從中汲取奮進的力量。歡迎來稿！——編者

（投稿郵箱：zhonghuahun1921@126.com ）

北京知青轉乘汽車去陜北

1969年初，我們27000多名北京知青乘坐專列，從北京出發奔赴延安。經過兩三天的路程，又經過在延安一個多月的生活、勞動，我們就幾乎完成了“脫胎”的改造，從一路上拿糖果餅干喂狗，到每天饑餓難忍；從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城市學生，到每天繁重的體力勞動，艱苦的生活環境使我們從“北京娃”變成了“農村娃”，只有經歷過這種強烈落差的人才會有“脫胎”的感受。當年勞動之艱苦，使許多知青都落下了腰肌勞損等病根，尤其是女生。

而“換骨”的鍛煉則是我們經過較長時間才慢慢體會，甚至到我們離開延安之后才慢慢體會。在延安艱苦的插隊生活，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陜北人民的那種寬厚的心懷。剛去時，他們用十分憐憫的眼光看著我們，“這群娃駭不得”，然后給我們以很大的幫助。陜北民風、延安精神的熏陶，在當時我們并沒有體會到，而是在離開延安后，越是時間久遠越是感受深刻。知青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有幾年插隊生活這碗酒墊底，以后遇到什么困難也不怕了。

在農村插隊四、五年后，大部分北京知青離開了延安，奔赴祖國各地，有的還走出了國門，但是我們不忘延安鄉親們的囑托，勤奮工作，努力拼搏，有許多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全國插隊知青有1700多萬，而延安只有27000多人，就產生了25位副部級以上的領導干部，還有150位司局級干部，有的成為解放軍高級將領、大學的校長、教授，中央企業的負責人，著名的作家等等。我想說的是在這個群體中，至今我們還沒有聽到有因腐敗而落馬的人，這也是個奇跡。不能不說這是延安精神這方水土，養育出了我們這批人。

離開延安后，大部分北京知青還是普通勞動者，有些甚至命運十分悲慘，但是他們都把延安記在心中，默默地為我們國家的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下崗后創立北京第一家民營烤鴨店的張立群，如今利群烤鴨店享譽海內外；白手起家、創辦了文博行業小有名氣的華協公司的湯毅嵩等，他們是我們國家的基石。

離開延安后，北京知青沒有忘記延安，大家總想為那片熱土做點什么。1998年，曾在延長縣安溝公社插隊的邵明路，后任香港光華集團公司董事長，個人捐資2000萬元，修建了延長縣交口光華中學，成為當時陜西全省最大的個人捐資助學項目。之后陸續有數十位北京知青捐助了幾十所希望學校，還有的為村上拉高壓線，修路、水上塬等扶貧項目。

近幾年，知青們陸續退休，許多同志又重返延安，為延安的經濟建設出力。延川縣梁家河村知青王燕生，從外企高管崗位退休后，回到延川創立了“四蘋果農業科技公司”，在延川縣、延長縣、宜川縣推廣科學種蘋果，已經發展數千個蘋果專業戶，使梁家河成為延安市推廣的蘋果優質品牌。

延安縣甘谷驛知青劉英群在北京市檢察院處長位置退休后，幾年前，返回甘谷驛，埋頭種了紅薯，歷盡艱辛，創出優質紅薯?，F在每年大部分時間還在地里與農民一起揮汗如雨勞作。原來的知青模范丁愛笛，現在也在延安幾個縣推廣經濟價值較高的黑牡丹種植技術。洛川縣知青馬勝虎為洛川蘋果創品牌，打開銷路，十幾年奔波。最近幾年，大部分知青陸續回延安探親，為延安建設出謀劃策，添磚加瓦，因為大家始終忘不了這份濃濃的延安情。

1999年初，有幾位北京知青找到我，說山東、山西、內蒙的知青都在搞三十周年活動，希望我出面組織延安知青搞一次紀念活動，我當時有些猶豫。因為我1月底有出訪任務，但看到大家這么熱情，就答應下來。沒有想到之后20多年，我的工作調動了3次，但是這知青聯誼會會長卻成了我終生的職務。確定活動，時間定在1月23日上午，在我們公司下屬的一個可容納500人的餐廳舉行。當時幾乎每天晚上下班之后，籌備人員就聚在一起開會，有時會議開到晚上12點之后，當時定下了會務組李華松、蔡玉珠、任建華負責，宣傳組王曉建負責，安全保衛組田援朝負責，李佐賢主持，我講話。

當我把活動向延安市委、市政府匯報后，當時高宜新書記、王俠市長當即表示大力支持，并決定派出以副書記忽培元為團長的代表團參會。會議定在上午10時開始，早上8 時我到會場，見到會場停了幾輛河南、河北牌照的車，一打聽才知道他們是在鄭州、石家莊工作的知青，聽到消息，連夜趕來，到了上午9時，會場內外人頭攢動，周邊的交通已癱瘓，幸好朝陽交警大隊隊長陳鐸也是我們延安插隊知青，他趕到現場，實行交通管制，只有知青的車可以進入，其他車輛一律繞行。

因為人太多，我們臨時決定搞兩場，我當時在廣場看到許多知青抱頭痛哭，原來許多知青離開延安后再未見過面。兩場活動后，我們工作人員與延安代表團一起會餐慶祝，忽培元高興地唱起陜北民歌，隨團而來的演員李海英也高歌一曲。吃完飯已臨傍晚，會場周邊大的小的幾十個餐廳都被知青包了，都在暢談濃濃的知青情。這次活動有2000多知青參加。這情景使我突然感到知青聯誼會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可能要長期辦下來了。這次聯誼活動后，北京知青與延安方面的聯系橋梁架起直至今日，市、縣、公社的知青聯誼會陸續建了起來。

工作調離延安的市委書記中，有兩位書記至今被老百姓頌揚，其中一位就是王俠書記。王俠書記先當市長后任書記，前后在延安工作9年。老百姓為什么頌揚王書記，從王書記當市長開始，延安扎扎實實地開始了退耕還林、秀美山川工程，至今已20年。延安的面貌發生巨大變化，所有近兩年回延安的同志都切實地感到這一點，與我們接壤的榆林與延安對比，可以發現驚人的區別，延安的農業結構變了，老百姓真正嘗到了退耕還林的好處，這些都始于王俠當市長時。

王俠書記對知青也非常關心。1999年10月，北京知青李佐賢邀請延安歌舞團到北京慰問演出，在北展劇場演了3場，最后虧損8萬元，因為劇場租費太貴。正巧當時高宜新書記和王俠市長到北京與知青座談，當時有30多位知青參加。座談會后，我與王俠書記說，希望能幫助解決演出虧損口8萬元，當時王俠書記一口答應，沒有多久，延安市文化局撥款解決了這個問題。

2004 年陜西省委宣傳部、延安市委在北京軍事博物館舉辦“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覽，王俠書記非常重視知青這塊，這個展覽專門有一章節是描寫北京知青的，這在全國是第一次在大型公開展覽中出現上山下鄉圖片。我們20多位知青受邀參加開幕式，儀式前中央電視臺記者找到我，要求知青參觀時不要走散，專門有一組攝影要跟拍北京知青，儀式后有一個大型座談會，指定5位同志發言。王俠書記專門又讓我發言，其余4位都是賀敬之等老延安、老同志，可見王書記對知青的重視?；顒咏Y束后當天，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道了展覽盛況。北京知青看展覽畫面，還播出了對我和李華松的專訪，這些都表達了延安市領導對北京知青的重視。

2005年，經市委批準，延安電視臺要錄制一個《我是延安人》大型人物系列專題片，確定要拍50多個人物。第一部分是延安老革命家像陳慕華、劉力貞、謝紹明等，第二部分延安時期老文藝工作者，像賀敬之、華君武等，第三部分是北京知青，當時專題片主編石翠琴找到我，我推薦了20位北京知青，今天這20位大部分都來了。這個專題片在延安播出后反應非常強烈，陜西省電視臺也播出了，由于知青距離當代比較近，所以知青專題片更受歡迎。

2008年北京召開奧運會前，我還在北京見到了時任延安市委書記李希和市長陳強，我向他們提出2009年初搞一個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隊40周年紀念活動，當時李希書記讓我匯報一個具體活動方案，要開會研究。奧運會后，我給延安市委寫了一個活動方案，沒想到引起延安市委的高度重視，市委專門召開常委會研究，決定由副書記王建軍為總負責，市政府由常務副市長薛占海負責，落實如何支持我們辦好40周年紀念活動。市委又專門給各縣發文，要求各縣對這個活動也要給予支持，市財政局撥出?？?，市文化局專門組織專業文藝工作者編排慰問演出節目。

這次活動由于場地有限，先是由全市知青代表搞一次聯誼會，然后各縣再分頭搞一次。我們還邀請了延安的老領導賈治邦、高宜新、張志清參加會議。會議前一天我到機場去接延安代表團。團長是市委副書記王建軍、副團長是常務副市長薛占海，還有包括各縣負責人、演出人員共有20多人，這次活動非常成功，最后共有5000多名知青參加了10余場活動，10多家海內外新聞單位做了報道，所有參加活動的知青都非常感動，充分體現了延安人民對知青的感情。

2012年初我退休后，被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政府聘為顧問。2013年延安知青辦同剛主任給我打電話，說延安市老領導張志清和市級巡視員楊軍憲，受市委委托要來鄂爾多斯找我，傳達市委常委會關于知青工作的幾項決定。張志清、楊軍憲到鄂爾多斯后，傳達了市委常委會決定：一是要編寫一套知青叢書，二是要建立知青文化展覽館，三是要邀請100位知青回訪延安。要求聯誼會給予積極支持。

聽完傳達，我盡快回北京召開各縣知青聯誼會會議，當時大家覺得出書有可能，但是建立文化展覽館有些夠嗆。會后，我又專程去延安拜訪新任市委書記姚引良，這就是前面講的兩位令延安深切懷念的第二位市委書記。當時他正在干一件大事，就是為了徹底解決延安老城區擁擠不堪，革命舊址無法保護，姚書記要劈山造地，要削平幾十個山頭，造出一個70平方公里的新城，這個工程進行到24平方公里的時候，姚書記調走，工程也停下來。今天延安老百姓交口同聲稱贊這是為延安人民子孫后代辦的一件大好事。新城每畝地造價60多萬，當時每畝地售價由最初的120萬元，飆升到現在的500多萬一畝，已蓋樓房由最初每平方米3000元無人要，到現在每平方米1萬元。我見到姚書記，他詳細地講了關于知青幾件工作想法，口氣十分堅定，一定要辦！邀請100名知青往后拖一下，等延安新城建好后再請大家來。

延安北京知青叢書專門成立了十幾位同志組成的編委會，進展順利，2014 年出版，共計六冊，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同時我們知青聯誼會主編的《從黃土地走出的北京知青》也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姚書記、梁宏賢市長專程到北京召開“延安北京知青文化展覽館陳列大綱征求意見會”，有60多位北京知青參加了會議。之后，我和王曉建、彭紅被聘為專家顧問組成員，最后就大綱修改召開了七、八次會議，同時在知青中廣泛征集知青文物。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延安縣知青湯毅嵩，他征集了幾百件知青文物，然后專門用集裝箱卡車運到延安，捐給知青博物館。2016年9月，知青博物館布展完畢，博物館建筑面積2萬平方米，展出面積超過6000平方米，現在已在試展期間，這個博物館寄托了延安人民對知青的深切懷念。

在紀念插隊50周年的日子，我們深切懷念在插隊期間因各種原因去世的80多位知青朋友。我們公社插隊第一年就有三位知青遇難，銀淑珍、王艷麗是秋收時下大雨，躲進玉米垛不幸被雷擊中去世，時年只有20歲。我們同學赤腳醫生張大力是去老鄉家出診，突遇惡犬落崖犧牲，時年20歲。當時公社舉行追悼會，十分隆重，但是20多年過去，張大力親屬掃墓，才發現墓地已被遷走，常年無人照看已完全荒蕪。后來我們想自己捐錢修個墓地，但是我想自己修還有一個長期管理問題，另外還想將銀淑珍和王艷麗的墓地一并解決，為此我找到了當時延長縣委書記薛天云。他指派副縣長朱遼成負責此事，最后縣政府決定在安溝林場劃2畝地，修建陵園。我回北京又找到我們插隊期間的陜西省革委會主任李瑞山，想請他題詞。到他家后說明來意，他說：“我從來不題詞，但是知青陵園我一定題詞。你們小小年紀到陜北那么艱苦的地方，戰天斗地我非常佩服?！比旌笪胰ト☆}詞，他已寫好三幅，讓我挑了一幅。這也體現了老一輩革命家對知青的感情。當時陵園的碑記是縣政府寫的，我以為不妥，不應提到個人，所以重新寫了一個，三位去世知青的碑文是同學孫志光寫的。我們又找到當時縣里書法最好的賀玉山先生，請他寫的碑文，并尋找到最好的大青石和最好的石匠刻字。

為已故北京知青敬獻花籃

1997年清明節，我們20多位北京知青參加陵園落成典禮，當時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及十里八鄉幾百位鄉親拍著花圈及花饃饃、水果等祭品趕到陵園。我在致辭時，望著藍藍天空，望著黃土高坡，不禁淚流滿面，他們不足20歲，從北京來到這里，卻長眠于此。這是延安市設立的第一個知青陵園。

當年我們離開延安后，還有300名北京知青留在了延安。他們參加延安的經濟建設，而延安市委市政府也給他們以最大的關懷，至今保留的知青辦，定期為困難知青發放補貼。前年我回延安看電視節目，寶塔區專門拿出60套住房，為住房困難知青解決難題。在這里，我們也祝愿留在延安的知青朋友們晚年生活安康！

為了搞好這次紀念活動，我們專門編輯一本紀念畫冊，收錄了160多張照片，盡可能全面展現我們的艱苦歲月，揚帆遠航，熱土激情。

50年過去了，我們從懵懵懂懂的少年，變成歷盡滄桑的老人。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沒有辜負延安人民的期望，我們無愧于時代，我們是延安精神的守望者與傳承人。

延安北京知青聯誼會會長 李連元先生

（作者：李連元，本文選編自李連元在2019年1月19日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隊五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責任編輯：林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