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教訓與啟示（上）
——寫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100周年之際
課題組組長：李慎明,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課題組成員：劉書林、汪亭友、李瑞琴、張樹華、樊建新、趙丁琪。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第8期
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研究專題“資本主義新變化、帝國主義本質和發展趨勢及我戰略應對”的階段性成果。
［摘要］蘇聯亡黨亡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蛻化變質是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具體表現在八個方面：在信仰上，從動搖、背離、放棄到徹底背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在理論上，從不學、不懂、偏離到最終背離、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政治上，從弱化、歪曲到徹底否定、背叛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建黨原則；在經濟上，從“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到拋棄社會主義公有制、搞全盤私有化；在組織上，從放棄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任人唯親、拉幫結派到公開簒奪黨的領導權；在作風上，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到背離、背叛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外交上，從懼美、爭霸到迎合、投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在人生觀上，從追求個人升遷、小家庭特權享受的個人主義到顛覆黨和國家政權的野心家、陰謀家。
［關鍵詞］蘇共亡黨 蘇聯解體 赫魯曉夫
戈爾巴喬夫2022年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100周年，又是蘇聯亡黨亡國31年。蘇聯亡黨亡國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大悲劇、大曲折，更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次大災難、大倒退。
毛澤東同志和習近平總書記極為重視對蘇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蛻變的研究。
1965年2月，蘇聯經濟及科技、軍事等方面還處于鼎盛之時，毛澤東便十分敏銳地察覺和預感到蘇聯黨、國家和人民將來可能甚至必然出現的大災難，指示全黨要加強對于蘇聯問題的研究，并以此為鑒，搞好中國黨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世界知識出版社在《赫魯曉夫言論》第3集的出版說明中引用了毛澤東如下的話：“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復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有正面教員，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還有反面教員”，“如果只有正面教員而沒有反面教員，中國革命是不會取得勝利的。輕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蘇聯亡黨亡國的經驗教訓作出過深刻論述。2013年1月5日，剛剛就任不久的習近平總書記就意味深長地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
2022年10月16日，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即將勝利召開的二十大，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前后，俄羅斯總統普京先后指出,俄羅斯從未輸給外國，蘇聯解體就是內部賣國導致的；俄羅斯不能沒有社會主義。在此背景下，進一步科學認識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和教訓，從中汲取治黨興國的歷史啟示，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這對于堅持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政黨、政權興衰的歷史周期率，團結世界各國人民，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提出但尚未完全解決的這一嚴肅、嚴酷的重大課題，永葆黨的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領導中國人民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團結奮斗都具有重要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一、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蛻化變質是蘇聯亡黨王國的根本原因
蛻化變質是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蘇聯亡黨亡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然是歷史合力的結果，但是，其中必有一種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痹谔K聯亡黨亡國的眾多原因中，究竟哪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呢？
早在新中國誕生前，毛澤東就高度關注如何確保黨及政權永不變質這一重大課題。這就有了毛澤東1944年的“甲申對”、1945年的“窯洞對”和1949年的“趕考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打破“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殫精竭慮。毛澤東認為，黨的高層尤其是黨的領導集團對黨及政權永不變質有著極端的重要性和決定性；黨的高級干部必須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我們黨必須在大風大浪中培養千百萬一批又一批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1989年平息春夏之交政治風波后的6月16日，鄧小平即指出：“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什么亂子出來都擋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亂了陣腳，那就難說了。這是最關鍵的問題”。1992年年初，在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發生后不久，鄧小平在視察深圳時說：“中國出問題，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蘇聯、東歐的問題，就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如果我們黨出問題，整個國家肯定出大問題?！彼€說：“垮下來可是一夜之間??！垮下來容易，建設就很難。蘇聯、東歐垮得多快！蘇聯這么強的國家，幾個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國不接受這個教訓，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如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新思維’出來以后沒注意那樣，就會出事?！苯瓭擅裆羁讨赋觯骸皻w根到底，是蘇聯東歐黨的領導者執行了一條錯誤的路線，錯誤的方針和政策，嚴重脫離了群眾所造成的?！焙\濤也深刻指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理論上政治上出了問題”。
2018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常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動山搖的。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不就是這個邏輯嗎？蘇共擁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我說過，在那場動蕩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016年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深刻指出：“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從內部侵蝕黨的執政基礎，我們不能投鼠忌器，王顧左右而言他，采取鴕鳥政策，這個必須說清楚?！边M一步深入研究蘇聯亡黨亡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并得出科學結論，必然有助于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說清楚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從內部侵蝕黨的執政基礎”這一重大問題和重大課題，有助于著力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提出但尚未甚至遠未解決的這一嚴肅的重大課題。
我們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放入歷史長時段中的一般規律。我們還應記住，在一定范圍和一段時期內，在一定條件下，政治的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可以起著決定性的反作用，并對上層建筑直接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正因如此，黨中央是政治的上層建筑中最為寶貴、最為重要的部分。黨的百年輝煌史告訴我們，無論是奪取、建立政權，還是治國理政，都是關鍵在黨，關鍵在人，特別是在于黨的高層尤其是黨的領袖集團。
俄羅斯人民有所思。蘇聯亡黨亡國后，俄羅斯各界的反思也充分說明，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在于黨特別是黨的領導集團的蛻化變質。后來轉變了自己觀點的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亞·季諾維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說，1979年他僑居國外時，有人向他提出一個問題：蘇維埃制度的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攻破？他的回答是：“那些被認為是固若金湯的地方，即蘇聯共產黨機關，它的中央委員會，它的政治局，最后是它的總書記……只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在這一位置”，“只需幾個月他就可以搞垮黨的機關……然后，整個政權和管理體系開始出現解體連鎖反應?！?/span>
（一）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蛻變
1970年八九月間，針對當時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毛澤東明確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泵珴蓶|在晚年多次強調上述思想。這一重要乃至重大思想具有普遍規律性。習近平總書記再三強調，要“加強頂層設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強頂層設計，就是思想路線要正確、政治路線要正確，確保改革開放始終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前進。所以，黨和黨的領導的根本體現和表現，是在黨的思想路線與政治路線上。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說到底，就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蛻變。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理論體系，但唯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關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求解放的科學理論體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樣一種科學、開放而又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以來已經成為客觀存在。路線有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等，統稱路線。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則是一定的政黨或個人在一定理論體系指導下主觀能動性得以發揮的直接體現。毛澤東指出，“路線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按照毛澤東的觀點，我們所講的信仰、理論、政治、經濟、組織、作風、外交、人生觀這八個方面之間，不是相互并列的關系，而是有著相互交叉的統領與被統領關系。信仰、理論、人生觀這三個方面屬于思想路線，是指一定的階級、政黨乃至個體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體系相結合的實然狀況；但這不屬于理論問題，而是思想方面的實踐問題。政治、經濟、組織、作風、外交這五個方面本質上都屬于政治路線方面的實踐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五個方面中的經濟是基礎，政治與前面所說的思想一樣是靈魂和統帥；這五個方面中的組織、作風、外交等各項工作又屬于政治路線方面的廣義的業務工作的具體體現。在以上八個方面的關系中，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業務都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業務工作的保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是“君”，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業務工作，是“臣”；政治工作不僅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同時也是一切技術工作、業務工作的生命線；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業務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以上主要觀點。毛澤東說過，“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旗幟鮮明講政治，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就是要自覺地、充分地發揮馬克思主義政黨和每位共產黨人的主觀能動性，信心十足地為著不斷實現黨的現階段目標與最終大目標即踐行初心使命而少走彎路。這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思想路線、政治路線這三者之間既是高度的有機統一，又有相互區別。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思想路線是我們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掌握及與具體情況相結合后的思想認知狀況，政治路線則是我們將馬克思主義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后制定的最高綱領與現行綱領相統一的方針、政策及具體策略等。
蘇聯領導集團蛻化變質的根本原因是從赫魯曉夫領導集團開始質變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的徹底背叛社會主義，執行了錯誤乃至反動的思想政治路線所致。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是從赫魯曉夫領導集團的思想政治路線中孕育和成長起來的。當時，雖然蘇聯黨和國家積累了大量嚴重問題，但亡黨亡國不是必然的。從一定意義上講，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上臺前，蘇聯仍然是超級大國，有強大的國家實力。由于戈爾巴喬夫把改革引上資本主義邪路和絕路，才使黨和國家失去了存在和發展的全部合法性、正義性基礎?？梢?，黨和人民正確選擇領導人和領導人的正確領導極其重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具有極強的警示作用和現實意義，可以避免我們犯同樣的錯誤；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更能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選擇習近平同志掌舵領航，是極其正確的選擇，也是中華民族之幸，就會更加深刻地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更加自覺地做到“兩個維護”。
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蛻化變質，主要表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1.信仰上：從動搖、背離、放棄到徹底背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
這里所說的共產黨人的信仰，主要是指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認知和堅守。蘇聯共產黨（黨的名稱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到蘇聯共產黨幾經改變，以下統稱蘇共）從1898年建黨到1991年宣布解散，經歷了93個春秋關于蘇共的存在時長，目前有三種較為常見的說法。一是“93年說”，即從蘇共的前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的時間（1898年）算起。二是“88年說”，即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1903年）算起。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黨綱、黨章，選舉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確定《火星報》為黨的中央機關報。三是“86年說”，即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1905年）算起。這是在列寧領導下召開的第一次布爾什維克大會，大會修訂了黨章，采納了列寧提出的黨章第一條條文，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會作為黨的唯一領導中心，確定了作為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的任務，制定了黨的策略路線等?！髡咦?。列寧、斯大林時期，蘇共歷經十月革命、外國武裝干涉、國內反革命叛亂、德國法西斯入侵等戰火洗禮，在嚴酷環境中經受住了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嚴峻考驗，在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具有強大凝聚力、號召力、戰斗力。然而，斯大林去世后，蘇共高層的理想信念開始動搖，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時期，最終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宗旨和目標，黨、國家、軍隊和人民淪為一盤散沙，面對敵對勢力的猖狂進攻不戰而潰。
縱觀歷史，蘇共理想信念發生動搖始于赫魯曉夫當政時期。作為蘇聯共產黨的領袖，赫魯曉夫缺少基本的馬列主義修養。毛澤東曾這樣評價赫魯曉夫：“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泵绹偨y尼克松在談到赫魯曉夫時說：“他信仰共產主義事業及其勝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禮拜天在理論的祭壇上做做禮拜而已?！?/span>
遺憾的是，赫魯曉夫采取“兩面人”的辦法得到了斯大林的提拔。斯大林在世時，他歌頌斯大林是“生身的父親”“英明的領袖”“天才”；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他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攻擊斯大林是“迫害狂"“自大狂”,“僅僅從電影上去研究國內和農業的情況”,“用地球儀來制定作戰計劃的”等，說“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領導實踐成為蘇聯社會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嚴重障礙”。1961年，在赫魯曉夫主持下，蘇共二十二大作出將斯大林遺體遷出列寧墓的決議。此后，蘇聯各地出現了毀壞斯大林雕像和紀念碑的行徑，蘇聯再次掀起否定斯大林的浪潮。
斯大林代表著蘇聯黨和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是蘇聯黨和國家的重要象征。因此，對斯大林功過的評價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斯大林個人評價的問題，也不是蘇聯一黨一國的問題。盡管斯大林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不能歷史地科學地分析斯大林的錯誤，不能分清他領導的蘇共和蘇聯時期的主流和支流，并開展有效的教育引導，就會產生十分嚴重的后果。全盤否定斯大林，不僅否定了這一時期蘇共和蘇聯的成就，嚴重損害了蘇共和蘇聯的形象，動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而且沖擊了年輕一代的世界觀價值觀，出現了一批向往西方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政權的“掘墓人”，造成社會的思想動蕩。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和葉利欽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后說，蘇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一批判使極權主義在道義上聲譽掃地”，“是使我國社會朝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實踐已經證明，戈爾巴喬夫所說的“民主化”方向實質上就是國內資本和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對蘇聯人民、俄羅斯人民進行赤裸裸的專政。
回顧歷史，在中蘇論戰時期，中蘇兩黨圍繞如何評價斯大林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出現嚴重分歧。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維護斯大林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功績，彰顯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深刻洞見和政治遠見。如果說當時的人們尚不能完全看清楚錯誤對待斯大林及蘇聯社會主義所產生的嚴重后果，尚不能完全理解中國共產黨主張科學評價斯大林、充分肯定蘇聯社會主義成就所具有的深遠意義，那么，蘇共二十大35年后蘇聯發生亡黨亡國的悲劇，蘇聯解體30多年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則為我們重新認識那段歷史，分清是非曲直，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撫今追昔，孰是孰非，歷史和現實已然有了公斷。
赫魯曉夫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理論問題，經歷了從一知半解到模糊篡改、最終背離的過程。他在蘇共二十大上把“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和平競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認為這樣就可以給全部資本主義關系以“毀滅性的打擊”，就可以在全世界實現社會主義。他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推出“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理論，把蘇共從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開始變為資產階級性質的“全民黨”。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綱領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代之以抽象的所謂的“人道主義”。他在1959年提出蘇聯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1961年又宣稱蘇聯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號召“我們這一代蘇聯人將要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這些嚴重脫離當時國際斗爭形勢和蘇聯社會實際，嚴重違背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路線、綱領，搞亂了廣大蘇共黨員以及蘇聯人民的思想，使蘇聯開始偏離社會主義發展的正確方向，為后來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種下禍根。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領導集團雖然修正了赫魯曉夫時期的一些實踐中的錯誤，也推行了一些新的方針政策，使蘇聯社會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卻牢牢抱著赫魯曉夫主持的蘇共二十大的錯誤理論不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在勃列日涅夫等為代表的蘇聯特權集團那里已經蕩然無存了。勃列日涅夫本人滿足現狀，貪圖享樂，熱衷于別人對他的阿諛奉承，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不過是常掛在他嘴邊、連他自己都不信的假話套話。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美國出版的英文回憶錄《我留下的世界：過去的片段》中披露，勃列日涅夫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鄙嫌兴?，下必甚焉。那時，蘇聯社會風氣奉行“說一套做一套”，貪污腐化盛行，很多人加入共產黨不是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而是為了撈取一官半職，直至將攫取更多的個人和小集團利益視為其最大追求。他們表面上以革命者和社會主義建設領導人的面目出現，扮演著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維護者的角色，而實際上他們已經沒有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沒有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只是專心地維護自己的特權。
當然，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還是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還是在真誠地建設社會主義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真正成為可以和美國比肩的超級大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作為主要領導人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政治信仰卻已完全改變。
如果說勃列日涅夫時期黨的干部至少在表面上還能維護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仰的話，那么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他們就干脆撕掉偽裝，公開加以否定。戈爾巴喬夫早在上大學時就開始懷疑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大學畢業后，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加速了他的思想轉變。就任總書記后，他舉起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個既能欺騙人又能達到目的的旗號，開始有步驟地毀滅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蘇聯解體后，戈爾巴喬夫坦言，共產主義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俄羅斯的悲劇就在于，“卡爾·馬克思的晚年時代已經死去的思想，卻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被選擇，它被引進于現實社會里，這是一個錯誤”。他還說，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發現“社會主義的現實與理想相差十萬八千里了”，他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產主義的影響所造成的許多惡果從人們的意識中清除掉而感到非常的榮幸”。美國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曾說：“蘇聯解體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試想，保羅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將是什么模樣？！”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擔任過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被稱作“戈爾巴喬夫主要智囊人物”的雅科夫列夫，在1985年12月就向戈爾巴喬夫進言道：“在我國的實踐中，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而是一種新的宗教，它屈從于專制政權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薄榜R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闡釋，其危險已足以使任何創造思維甚至經典思維都毀滅殆盡?！?991年8月2日，他在接受塔斯社記者采訪時公開說：“我們的不幸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我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斷定社會主義會失敗”。蘇聯解體后，他坦承：“實質上，馬克思據以建立其‘科學社會主義’世界觀大廈的全部具體經濟結論中沒有一個是在實踐中得到證實的?！辈粌H如此，雅科夫列夫還對資本主義贊不絕口、頂禮膜拜：“資本主義帶來了實用主義的倫理。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體現了崇高的理想主義……”
戈爾巴喬夫的另一得力助手，擔任蘇聯外長的謝瓦爾德納澤（Эдуар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也談到過自己政治思想上的轉變過程。1991年，他在回答法國電視臺記者提問時說：“我們在一個時期里有過共產主義理想，并為實現這一理想進行過斗爭。后來我慢慢地意識到我堅信的東西是不可能實現的，必須改變這一現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對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的制度已腐爛了，必須全部加以摧毀，并自上而下的進行徹底改造?！?/span>
2.理論上：從不學、不懂、偏離到最終背離、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里所說的理論上，主要是指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學習掌握并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實際狀況。斯大林之后的蘇共領導人，從不讀、不懂、偏離到最終背離、背叛馬列主義，既不能應對時代的挑戰，也不能應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
赫魯曉夫早年沒受過系統教育，從政后也沒有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曾這樣評價道，他對什么是列寧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沒有多大興趣，也沒有想過，在理論上一竅不通轉。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也說：“我很難設想他實際上是否讀過馬克思的三厚卷《資本論》。在這方面，他與斯大林不同，后者廣泛閱讀并寫下了大量有關共產主義理論的書籍?！闭驗槿绱?，赫魯曉夫肆無忌憚地提出了“三和”“兩全”等錯誤理論?！叭顸h”“全民國家”理論的根本錯誤在于完全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政黨”“國家”本質的理論，混淆了黨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的界限，把原本屬于黨的群眾基礎上升為黨的階級基礎。他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在蘇聯社會除了還有極少數的犯罪分子之外，只存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全體人民，即由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組成的廣泛的政治聯盟，因此，蘇聯共產黨不再是某一個階級的政黨了，而已經變成代表全體蘇聯人民利益的“全民黨”了，蘇共成為“全民的政治組織”。赫魯曉夫無視蘇聯社會仍然存在一定范圍的、在某種條件下可能激化的階級斗爭，無視國際上仍然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復雜尖銳的階級斗爭，無視社會主義國家被國內外敵對勢力顛覆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導致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誤以為蘇聯社會已不存在階級斗爭，已不存在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因而失去了對資本主義復辟應有的警惕性。
勃列日涅夫年輕時當過工人、工程師，有農業、冶金方面的專業知識，但他缺乏理論修養，對社會科學理論不感興趣，對馬克思主義更是缺乏系統了解。成為蘇共最高領導人后，他把很多時間和精力花在打獵、開汽車兜風以及其他活動上。1965年在討論紀念衛國戰爭勝利20周年的報告初稿時，他說：“我很難弄明白這一切。坦率地說，我不是搞這方面工作的（指理論方面的工作——引者注）。我的強項是做組織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彼麑ψ约旱闹謧円舱f：“寫簡單點，不要把我寫成個理論家，否則，不管怎么樣，誰也不會相信這是我寫的，他們將會嘲笑我的?！彼袝r要求刪去引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話，并解釋說：“有誰會相信我讀過馬克思著作呢！”據有關檔案顯示，20世紀70年代蘇共高層領導人的活動中根本沒有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任何記錄。高層領導人如此，其他黨員、干部的理論學習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勃列日涅夫不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也不能科學領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因此，他不僅不能從根本上克服赫魯曉夫時期的理論錯誤，反而沿襲了赫魯曉夫的錯誤觀點。比如，1977年10月通過的蘇聯新憲法依然寫入了赫魯曉夫發明的“全民國家”“全民黨”概念。他還提出“發達社會主義”的口號，強調蘇聯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物質技術基礎的“強大”，強調蘇聯社會關系的“成熟”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最深刻”，強調蘇聯各共和國各民族的團結和諧，而掩蓋了蘇聯在經濟、政治、民族政策等方面潛藏的或顯現的嚴重問題，否定了蘇聯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仍然存在著矛盾，也就從思想上理論上實踐上否定了蘇聯社會需要進行深刻變革的必要性、必然性。勃列日涅夫常說，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在勃列日涅夫長達18年的執政期間，蘇聯社會在表面的繁榮下面積累了越來越多、越來越深的矛盾，已經暴露的和尚未暴露的危機四伏，為此后蘇聯社會大動蕩和蘇聯解體埋下了極其嚴重的隱患。
關于戈爾巴喬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他的辦公廳主任瓦·博爾金（Валерий Болдин）是這樣評論的：“他非常熟悉黨的歷史和列寧的著作，常常運用這方面的知識……不過，戈爾巴喬夫也不熟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彼苓^高等教育，畢業后又長期從事黨務工作，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就是這位被葛羅米柯（Андрей Громыко）稱為“學識淵博”“才思敏捷而深刻”的年輕總書記，由于他的世界觀價值觀發生演變，徹底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最終倒向民主社會主義。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正式提出要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認為蘇共的理想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1990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未來世界與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在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之間，已不再存在從前使他們分裂的鴻溝”，“在人道的、民主的價值觀的基礎上”的“政治立場”還有“世界觀立場上都接近了”；改革所要實現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中，“包含著原來就為社會主義運動其它流派所贊同的基本價值觀”。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文件，這標志著蘇共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蘇共雖然沒有改名換姓，但已經名存實亡。戈爾巴喬夫后來承認：“在改革那幾年我們就想使蘇聯共產黨成為社會民主黨。當時已經起草了預定召開的蘇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會的相應計劃。但是，叛亂（戈爾巴喬夫對1991年“8·19”事件的稱謂——引者注）以及葉利欽采取的實際上禁止蘇共活動的政策使得這次代表大會無法舉行?！?/span>
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源于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和第二國際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黨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實質，是打著“人道”“民主”“社會主義”等迷惑性的旗號，通過所謂的改革在蘇聯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制度。按照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改造蘇共和蘇聯社會，就是用西方社會民主黨的那一套舊理論來替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就是要取消蘇共的執政地位，在蘇聯確立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總統制，搞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國家化”，搞經濟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全面改變成資本主義。
戈爾巴喬夫的這套理論和主張并不是一下子產生的，其思想政治淵源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我們黨的一位領導同志曾指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鼓吹什么‘全民黨’‘全民國家’，把黨和人民的思想搞亂了。蘇聯今日的演變，從赫魯曉夫時期已開始埋下了種種危機?！本唧w來說：一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是全面地污蔑和攻擊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而否定黨的歷史和現實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賴以提出和蔓延的前提條件；二是赫魯曉夫提出“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笔屈h的綱領性目標，這里的“人”指的是抽象的、無階級之分的人，這實際上把人道主義這一唯心史觀作為黨的指導思想，而這恰恰構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三是赫魯曉夫提出的否定階級斗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全民黨”“全民國家”這一修正主義觀點，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的理論基礎；四是赫魯曉夫的核恐怖理論，否認在核武器條件下國際矛盾的存在，鼓吹國際階級合作，這也構成了戈爾巴喬夫外交“新思維”的理論根據。當1956年赫魯曉夫提出修正主義觀點的時候，人們很難想象經過30多年的蔓延，這些修正主義觀點形成了一條完整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最終造成蘇聯亡黨亡國的局面。
3.政治上：從弱化、歪曲到徹底否定、背叛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建黨原則
這里所說的政治上主要是指黨在自身建設和執政過程中的各項大政方針、綱領與行動。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領導人沒有制定、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在實踐中淡化、弱化、歪曲黨的領導，直至否定黨的領導、背叛馬列主義建黨原則、羨慕和照搬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最終出現政權傾覆的結果。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在一定程度上把黨賦予自己的為人民服務的權力變為謀取個人和特權階層私利的工具，損害和破壞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赫魯曉夫掌權初期，出于反斯大林的政治需要，主張把黨政最高領導職務分開，實行集體領導。而當他的權力地位穩固后，就開始破壞民主集中制，排擠打壓政治反對派。到1958年，隨著貝利亞（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被處決，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ленков）、卡岡諾維奇（Лазарь Каганович）、莫洛托夫、布爾加寧（Николай Булганин）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清除出政治舞臺，赫魯曉夫在許多問題上實行個人專斷，同時樹立自己的權威，搞新的個人迷信。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決定建立干部更新制度，但硬性規定每次例行選舉，中央委員及主席團成員至少更換1/4，加盟共和國黨中央、邊疆區委、州委的成員至少更換1/3，市委、區委、基層黨組織黨委會或支委會的成員至少更換一半。各級干部連續當選的次數也有規定：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可連任3屆，每屆4年；邊疆區委、州委、市委和區委書記可連任3屆，每屆2年；而基層黨組織書記只能連任2屆，每屆1年。頻繁的干部變動調換，使各級領導核心缺乏繼承性和安全感，對工作的連續性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引起各級干部的不滿。
1962年11月，赫魯曉夫決定對地方黨的組織結構和領導機關進行改組，把州和邊疆區的黨組織劃分為領導工業的黨組織和領導農業的黨組織，彼此獨立、互不隸屬，同時還對蘇維埃、工會和共青團的組織及其領導機構進行相應的改組。實踐證明，劃分工業黨組織和農業黨組織是不恰當的，非但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反而造成嚴重惡果，割斷了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緊密聯系，破壞了黨的統一領導，造成了混亂。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取消了工業黨組織和農業黨組織的劃分，重新按地區建立統一的黨組織和領導機關，同時調整了最高領導體制，廢除了干部頻繁更換制度等。但勃列日涅夫過分強調干部隊伍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形成了領導職務終身制，干部隊伍老化。
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則公開否定黨的最高權力，建立權力高度集中的總統制，從內容到形式完全拋棄了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社會主義政權的本質，把黨的權力變成了推翻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工具。
戈爾巴喬夫直接繼承了赫魯曉夫的衣缽，主張蘇共要“排除任何階級的專政”。他還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專制”“獨裁”“導致了恣意妄為和無法無天”。他鼓吹所謂“一般的、全民的民主”，贊揚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理論，聲稱“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全面充實人權”，使國家制度達到“完全的全民性”，認為這符合“全民國家這一政治結論”。
戈爾巴喬夫批判蘇聯的社會主義是“極權主義”，認為蘇聯的“極權社會主義”引起了“人與政治、政權，人與生產資料、財產，人與文化的異化”，造成了政治壟斷、經濟壟斷和精神壟斷。要克服異化，消除壟斷，必須首先結束蘇共對政權的“壟斷”。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定修改蘇聯憲法第六條，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一個月后，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取消了蘇聯憲法規定蘇共領導地位的第六條，認為“蘇聯公民有權結成政黨”，蘇聯開始仿效西方國家實行多黨制。
戈爾巴喬夫還全面背叛了馬列主義建黨原則。他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主張各種思想“自由競賽”，實質上是用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他放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宣稱蘇聯共產黨是“自治的政治組織”“志同道合者自愿的聯合組織”，蘇共“準備同其他政黨和運動進行公開競賽與合作”“在選舉范圍內爭取保持執政黨的地位”。他拋棄民主集中制，推行“普遍民主的原則”“摒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允許黨內派別組織合法存在，下級黨組織有權拒不執行上級黨組織的決定。他拋棄蘇共對群眾團體的領導，宣稱蘇共與共青團、工會等群眾團體是一個平等的“合作者”，蘇共不干涉它們的內部事務。在這些理念指導之下，蘇共徹底喪失了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由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變為組織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的議會黨。
4.經濟上：從“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到拋棄社會主義公有制、搞全盤私有化
斯大林時期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快速發展蘇聯社會生產力、躍升蘇聯綜合國力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為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和平建設環境中，隨著經濟交往的日益復雜，原有的所有制結構和經濟運行機制越來越不能適應蘇聯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其在經濟社會領域的弊端也越來越明顯。斯大林晚年開始反思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他逝世前半年意識到蘇聯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赫魯曉夫上臺后，試圖對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然而他根本看不清楚蘇聯經濟問題的實質所在，反倒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進而不顧社會發展階段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在所有制問題上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在赫魯曉夫主持下，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聯共產黨綱領》明確提出：“隨著向單一的全民的共產主義所有制和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的過渡，商品貨幣關系在經濟上就將過時和消亡?！?/span>
勃列日涅夫想當然地認為蘇聯的生產力已“高度發達”，生產關系已“高度成熟”，政治上已“高度民主”，蘇聯“各階級、社會集團、各大小民族之間產生了新的、和諧的關系——友好合作的關系”。這種估計顯然過高。
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戈爾巴喬夫攻擊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是“經濟壟斷”，妨礙了人們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自由選擇，“使人同生產資料失去了聯系”，束縛了人的勞動積極性。他提出，蘇聯的國家所有制“是行政命令體制的基礎，這個體制束縛我們整個社會，不打破這種體制，國家根本不可能復興和革新”，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緩的任務是通過財產非國有化、取消壟斷，全面改革所有制關系”。
戈爾巴喬夫還主張在非國有化、私有化的基礎上推行自由市場經濟。1990年10月，他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所作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報告中，提出了四個階段的改革任務：在“非常措施計劃”的第一階段，要“使財產非國有化和私有化，進行土地改革”；在“價格形成機制”的第二階段，要“擴大非國有化的規模，實行小企業私有化”；在“形成市場經濟”的第三階段，要“支持經營活動、非國有化、私有化和發展競爭”，“盡快地把大部分企業從國家包辦下解放出來，實行私有化”；在“穩定市場”的第四階段也就是“完成階段”，“必須向經濟非壟斷化、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進”?？梢?，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實質是將蘇聯經濟逐步引向全盤私有化。俄羅斯經濟學家普切林采夫（Олег Пчелинцев）指出，戈爾巴喬夫的“非國有化就是私有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梢哉f，非國有化是私有化的初級形式，私有化是非國有化的高級形式。開始時說非國有化，后來都說私有化”。
1991年4月，蘇聯政府提出反危機綱領，“規定了非國有化和財產私有化的全盤措施”，對于全國具有特殊意義的特大型企業也要實行非國有化。同年7月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私有化法。根據這項法律，國營企業將變成租賃企業或集體企業，改造成股份公司，招標出售或拍賣。按照當時的政策和法律，幾年之后蘇聯即便不解體，其國有企業也將不復存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將全部瓦解。
1991年“8·19”事件之后，俄羅斯等新獨立的國家所推行的“休克療法”，基本都是按照戈爾巴喬夫時期指引的方向推行的，并產生了嚴重后果。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蘇聯經濟出現負增長，1989年~1991年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6%，1991年達到創紀錄的-13%。葉利欽時期的“休克療法”，公開讓寡頭掠奪和分割國有財產。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曾指出，當時在俄羅斯社會形成了一個“瘋狂掠奪人民財產并運往西方的大資產階級”，這個買辦階級“掌握了基本工業部門，壟斷了自然資源、銀行、報紙、電視臺、電臺等，并執掌國家政權，他們是使俄喪失強國地位和人民貧困的主要禍害”。普京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則稱“休克療法”是對公民進行搶劫的“一樁大騙局”。
5.組織上：從放棄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任人唯親、拉幫結派到公開簒奪黨的領導權
一定的組織路線總是為一定的政治路線服務的，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領導人執行的組織路線，逐步成為拉幫結伙、組織摧毀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工具。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干部的選拔和任免變成了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組織自己的私人小圈子，成為宗派主義的工具、家族統治的領地。
斯大林去世后，隨著批判個人迷信和個人權力專斷，蘇共中央強調實行集體領導。但是，集體領導只實行了幾年，赫魯曉夫就通過處決貝利亞，把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維護斯大林歷史地位的蘇共領導人打成“反黨集團”，從而消除了蘇共中央主席團中的不同意見。隨著“反對派”的垮臺和赫魯曉夫個人權勢的上升，集體領導又漸漸地名存實亡。也正因為如此，赫魯曉夫個人專斷、強迫命令的權威才得以樹立，其意氣用事、急躁冒進的許多決定才得以執行。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的選拔和剔除的標準就是看是不是親信。勃列日涅夫畢業于第涅伯捷爾仁斯克冶金學院，曾長期在烏克蘭的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摩爾達維亞和哈薩克斯坦工作。他身邊聚集的一批德才都不具備的親信，有不少曾是他原來學習、工作過的地方的部下和朋友，人稱“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吉洪諾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的德才都很平庸，但僅因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同鄉兼校友，便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諾維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овиков）、斯米爾諾夫（Леонид Смирнов）、迪姆希茨（Вениамин Дымшиц）、鮑久爾（Иван Бодюл）等，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維貢（Семён Цвигун）以及副主席切勃里科夫（Виктор Чебриков）、齊涅夫（Георгий Цинёв）等，內務部長謝洛科夫（Николай Щёлоков）、哈薩克斯坦第一書記庫納耶夫（Динмухамед Кунаев）等，也都是勃列日涅夫的校友、同鄉或工作時的助手、部下?！暗谀说铝_夫斯克幫”權重一時，地位顯赫，幾乎壟斷了所有重要的權力部門。官員想要獲得升遷，首要問題不是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要如何與這個“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搭上關系。而勃列日涅夫不信任的人，像謝列平（Александр Шелепин）、波德戈爾內（Николай Подгорный）、謝列斯特（Пётр Шелест）、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Косыгин）、沃羅諾夫（Геннадий Воронов）等，就一個個被排擠掉，繼而銷聲匿跡了。蘇聯外交家葛羅米柯曾私下發表感慨說：“我們的政治局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樣，有的人突然從這里出現，有的人突然在這里消失?！?/span>
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尤里（Юрий Брежнев），43歲當上外貿部副部長，46歲升為第一副部長，在蘇共二十六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Юрий Чурбанов）僅用10年時間就從一個低級軍官晉升為上將，后又擔任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蘇共二十六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勃列日涅夫的4名助理——阿根托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勃拉托夫（Анатолий Блатов）、戈利科夫（Виктор Голиков）、楚卡諾夫（Георгий Цуканов），在蘇共二十六大上全部進入中央委員會。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干部子弟的升遷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身份和社會關系，而不是因為他們有什么出色的才能。一位知情人透露，“他們孤立地生活、治療、休養，在這個階層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關系——須知這個階層的子女們在一起度時光，互相認識，往往通婚”。由此，邁出了新的一步：“試圖建立交權制度，或者叫做特權繼承制度。也就是通過建立專收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過一套任命和提升職務的制度來達到繼承權力的目的?！辈腥漳蛞矝]有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行事。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就是由勃列日涅夫和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Дмитрий Устинов）、葛羅米柯、蘇斯洛夫（Михаил Суслов）四人作出決定，然后通知政治局的。表面上看，勃列日涅夫領導集體定期開會，按章辦事，而實際上發揚民主、充分討論不夠，基本上是由少數幾個人或者勃列日涅夫一個人說了算。
為了向資本主義快速演進，戈爾巴喬夫從組織人事政策的調整上入手，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或比較正派的人設法排擠出去。1985年3月，他一上臺就把最有可能威脅他地位的羅曼諾夫（Григорий Романов）從政治局趕走，由謝瓦爾德納澤代替葛羅米柯擔任外交部部長，由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Рыжков）取代戈爾巴喬夫最頑固的對手之一——吉洪諾夫擔任總理，由葉利欽取代格里申（Виктор Гришин）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將當時看起來支持自己的利加喬夫（Егор Лигачёв）提升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到1986年2月召開蘇共二十七大前的短短一年時間，戈爾巴喬夫接二連三地進行重大人事變動，在蘇共二十七大12名政治局委員中，二十六大的政治局委員只剩下4人，其中還包括他本人和提名他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葛羅米柯。在此期間，各地方各部門的高級領導干部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更換。到1986年2月，除俄羅斯聯邦以外的14個加盟共和國黨中央、最高蘇維埃、部長會議的主要領導人更換了19人，40%以上的正式中央委員是新人。在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在《關于改革和黨的干部政策》長篇報告中提出了選拔任用干部的五項標準，其首要標準就是對待“改革”的態度。就是說，只有支持他的“改革”主張的人，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此后，他在多種場合強調堅持這個用人標準。在這種干部選拔任用思想指導下，戈爾巴喬夫撤換了一大批干部。到1988年年初，各部66%的在編人員被撤職、轉崗或裁減。所有部長、中央機關的部門領導、各委員會負責人遭到替換、開除或數次調換崗位，干部輪換率超過100%。
結果，蘇共黨內一大批敢于堅持原則的高級領導干部相繼被撤換，那些善于逢迎拍馬、見風使舵、信仰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惡毒攻擊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投機分子、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卻得到提拔與重用。比如,利加喬夫上任之初，得到戈爾巴喬夫很高評價，并被安排領導蘇共意識形態工作，地位僅次于戈爾巴喬夫。而當利加喬夫對戈爾巴喬夫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言行提出疑問甚至不滿時，戈爾巴喬夫便一改常態，攻擊利加喬夫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是“改革的隱蔽的敵人”。在戈爾巴喬夫策劃下，利加喬夫在“安德烈耶娃事件”后很快被停止主管中央意識形態工作，由完全倒向戈爾巴喬夫一邊的雅科夫列夫繼任。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諾夫在戈爾巴喬夫去世后發表的評論文章中指出：“自他（戈爾巴喬夫）上臺以來，有近百名一把手、部長被開除出蘇共中央。戈爾巴喬夫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群徹頭徹尾的叛徒，如雅科夫列夫之流、謝瓦爾德納澤之流、葉利欽之流和巴卡金（Вадим Бакатин）之流?！?/span>
在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人打壓下，像利加喬夫、雷日科夫等出于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而敢于諍言諫言者，幾乎被完全剝奪了作為黨員、干部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更談不上對黨的領導人與領導機構的批評監督權。這就能夠解釋美國學者大衛· 科茲（David Kotz）曾經提出的一個疑問。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做了一次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對象是掌握高層權力的蘇聯黨政要員。結果顯示：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他們擁護“改革”，并希望國家實現民主化；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大衛·科茲由此發出疑問：“作為一個世界上存在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黨的干部隊伍內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實在令人震驚?！背霈F這樣的結果顯然與戈爾巴喬夫通過組織手段將大批親信提拔到蘇共重要領導崗位上有著直接的關系。
6.作風上：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到背離、背叛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黨的作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作風建設中的群眾路線體現了黨的性質和宗旨。蘇共曾經高度重視黨風建設。列寧時期的黨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政黨，那時的蘇共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本著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的解放與幸福事業而奮斗的宗旨，密切聯系群眾，堅決相信和依靠群眾，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同時拉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序幕，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在斯大林時期，蘇共雖然也存在一些脫離實際等問題，但那時的蘇共總體上繼承了列寧時期的黨的優良傳統，保持了黨的鮮明的無產階級性質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并發揚了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優良作風，因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領導人破壞黨的作風，都走上了脫離群眾、鎮壓群眾甚至與人民為敵的道路。
赫魯曉夫時期的蘇共黨風，最惡劣的表現不僅在于以許多捏造和夸大的情節煽動反斯大林，還在于殘酷鎮壓批評他的“秘密報告”的人民群眾。1956年3月4日，第比利斯群眾被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激怒，他們上街游行示威，高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萬歲！”赫魯曉夫下令對群眾開槍射擊，造成血案。1956年~1957年，根據刑法第58條以“反蘇鼓動罪”逮捕對赫魯曉夫不滿的人數達3380人之多，這幾乎相當于1953年~1988年以該罪被逮捕的總人數的一半。
赫魯曉夫本人的工作常常從經驗出發，意氣用事，強迫命令，甚至心血來潮，辦事憑一時沖動，因此干出許多草率、荒唐的事情。他照搬美國農業大種玉米的做法就是一個大笑話。他不搞調查研究，只是依靠行政命令，盲目擴大玉米種植面積。由于北方的氣候不適宜玉米生長，因此產量很低，得不償失?？挛鹘鸷髞碓u價道，這是一個領導人臆想的、強制的、給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失的措施。他還盲目主張大規模的墾荒，導致上千萬畝土地荒廢。他還干預農業生產的具體活動，1957年5月毫無根據地提出了農業冒進口號。赫魯曉夫的瞎指揮、強迫命令與政策失誤，導致蘇聯的農業生產大幅起落，在他執政后期農業增長緩慢，出現嚴重糧食危機，蘇聯自此由傳統的糧食出口國變為糧食進口國。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的黨風每況愈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問題日益嚴重。官僚主義盛行，干部貪圖享受、不思進取成風。黨群關系紐帶變得更加脆弱，黨的威信不斷降低。不少群眾對蘇聯的政治機構、黨政官員產生了政治上的不信任，出現了“夜間人”所謂的“夜間人”指的是那樣一些人，他們白天在公共場合處處與官方宣傳保持一致，到了夜間則過起了自己的生活：閱讀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話、與朋友和家人議論時政、抨擊權貴，發泄自己對現實的不滿?！髡咦⒌痊F象。
黨群關系的脫離，導致黨的先鋒作用和戰斗力衰退，群眾的主人翁意識日漸淡漠，蘇聯人民勞動與建設的熱情消退，曠工、停工、怠工現象日益嚴重。黨內不正之風也污染了全社會，貪污腐敗、行賄受賄成為社會上流行的風氣，一些失望的民眾也隨波逐流。這種上行下效，導致世風日下。一位俄國學者指出：“在70年代末，特別是在80年代初，謊報指標、弄虛作假、盜竊公物、行賄受賄實際上已成為群眾性現象?！碧K聯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許多人將獲取財富作為唯一目的而不顧及手段是否合法。
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黨風，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性質、宗旨和奮斗目標。戈爾巴喬夫一方面大耍兩面派作風，另一方面又大搞一言堂，容不得不同意見與呼聲。他發表的政治觀點常常與蘇共政治局內一些人的觀點不協調，也不互相通氣。他的許多倡議和許諾，連政治局委員都是從報紙上才知道的。即便在開會的時候，他“不善于、不喜歡也不愿意傾聽他人的意見，他只善于、只喜歡、只愿意夸夸其談，只是他一個人沒完沒了地高談闊論，玩弄辭藻，把本來空洞無物的刻板思想說得天花亂墜”。到戈爾巴喬夫改革后期，集體領導的原則進一步遭到破壞，政治局一連幾個月不開會，什么事都由他一個人決定。雷日科夫說，他“總是喜歡搞一言堂”。麥德維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也說，戈爾巴喬夫“非常專制”，“主持的各種會議都缺乏民主作風”，“當聽到反對意見或者是批評言辭時，他常常失去控制”。
照搬西方多黨制和議會民主以后，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民族分裂勢力的代表人物以及各種投機鉆營分子，紛紛當選蘇共代表或蘇聯各級人民代表。198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七大時，在5000名代表中尚有1705名工人代表，而到1990年7月蘇共召開二十八大時，出席大會的4683名代表中，工人代表只有543名，不及上屆大會工人代表總數的1/3，僅占代表總數的11.6%；農民代表也只有225名；而大約60%的代表是在戈爾巴喬夫“民主化”期間選出的所謂“全蘇人民代表”或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選出的“人民代表”。這些所謂“代表”，他們口頭上代表人民，實際上卻干著損害人民利益的勾當。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奧希波夫（Геннадий Осипов）說，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出現的民主綱領派，“其代表人波波夫（Гавриил Попов）就講：‘我們不考慮人民，我們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緊缺的狀態’”。
戈爾巴喬夫對蘇共優良黨風的嚴重敗壞，不僅毀壞了黨的凝聚力，而且進一步瓦解了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使人民群眾徹底喪失對黨的信任。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說，蘇共“到1990年已經緩慢地瀕臨死亡”。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共罕見地出現了退黨風潮。198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七大時，全黨黨員總數為1900萬，而到了1991年7月1日，蘇共黨員只剩下1500萬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沒有退出蘇共的黨員理想信念也普遍動搖，他們對蘇共及其領導人缺乏信任，對黨和國家的前途感到迷茫。當時，莫斯科一家電視臺采編部主任這樣說：“我曾是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一直積極參加黨組織的各項活動。但是，戈爾巴喬夫這些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實際上是在爭奪權力、爭奪總統寶座，根本不去考慮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他們早就成為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階層，這樣的領導人和惡劣的黨風，怎么可能再讓我們跟著他們走?！?/span>
7.外交上：從懼美、爭霸到迎合、投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
對外關系是國內政治的延伸。自從地球上出現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就存在各式各樣的矛盾與沖突。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既要善于把握時機，調整政策，盡量將國際關系引向有利于和平、有利于發展、有利于人類文明進步的方面；同時又要保持清醒頭腦，充分認識到國際范圍內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兩條發展道路之間依然存在各種矛盾與斗爭，有些矛盾甚至是異常尖銳的。
斯大林時代結束后，蘇聯領導人在處理與美國的關系方面，經歷了企圖搞蘇美合作主宰世界，蘇美爭霸世界，投降美國、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這三個階段。
關于不同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赫魯曉夫特別強調利用議會道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他說，在當今世界，“工人階級只要把勞動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力量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并且給那些不能夠放棄同資本家和地主妥協的政策的機會主義分子以堅決的回擊，就有可能擊敗反動的反人民的勢力，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變議會從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構為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他還補充說，有了這種議會的穩定多數，“就可以為一系列資本主義國家和過去的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創造實現根本社會改造的條件”。
赫魯曉夫的“三和”理論，雖然也看到了兩種社會制度有互利合作的一面，提出要加強對話，要和平共處，這有利于穩定當時的國際局勢。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社會主義國家要不要和平，要不要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而在于當時有沒有實現這種愿望的條件與可能。在西方已經啟動并加緊推行對蘇和平演變的背景下，赫魯曉夫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不過是一廂情愿的幻想。而當幻想變成不切實際的實踐，產生危害也就難以避免。盡管赫魯曉夫在碰壁之后有所收斂，但這一外交路線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瓦解蘇共思想武裝的作用，從而對西方缺乏必要的防范，為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提供了突破口。更嚴重的危害還在于，蘇共此后沒有徹底認清赫魯曉夫這一錯誤思想的實質，以至于這一錯誤思想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死灰復燃。
赫魯曉夫熱衷的議會道路也遭到了大多數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的批評甚至反對。中國共產黨認為，赫魯曉夫只提和平過渡，不提非和平過渡，而且又把和平過渡說成是“在議會中爭取多數，并把議會從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變為真正的人民政權的工具”，這實際上是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所謂“議會道路”來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家與革命的基本原理。應該指出，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理論的提出，對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資本主義世界的共產黨組織以堅持武裝斗爭還是走議會道路為界線，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陣營，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從那之后越來越多的共產黨組織熱衷于議會斗爭，把仍然堅持武裝斗爭的共產黨組織看成異類，使之成為嘲笑、甚至打擊的對象。這也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
1982年，美國總統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了一篇代表美國對外政策總目標的講話。他認為，在當時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斗爭中，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核彈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較量，叫嚷“自由民主事業在向前挺進途中將把馬克思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根據戈爾巴喬夫淡化階級斗爭和意識形態斗爭的新特點，里根適時地提出要與蘇聯展開“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和平競賽”，表示要通過“思想和信息的傳播”來影響蘇聯人民，“幫助”蘇聯人民建立起“獨立的工會”、教會、政黨、大學、報紙和司法機構，并通過這些“孕育著民主的機構”最終使蘇聯實現西方模式的“民主化”。1989年，布什入主白宮后不久，也提出了名曰“超越遏制”的新戰略。布什稱這項戰略目標之大，超出了“所有前任的想象”，它不單純遏制蘇聯擴張，而是要“把蘇聯融入國際大家庭”，要拆除柏林墻，把東西歐融合成“完整的自由的歐洲”。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和平演變蘇聯的強大攻勢，戈爾巴喬夫主張從政策上、從意識形態中消除“敵人形象”，宣布國際關系中不再有敵人，“全人類邁向大合作”。他認為，政治立場應擺脫意識形態的狹隘偏見，“生存和防止戰爭的利益則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他宣稱全人類的利益和價值“高于一切”，鼓吹國際關系“非意識形態化”“人道主義化”，倡導兩大社會體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體化”，主張社會主義“把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推到首位”。
戈爾巴喬夫鼓吹的國際關系“人道主義化”，客觀上迎合、配合了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蘇聯對外政策從謀求與西方大國合作逐步走向屈服于美國及其盟國。在對美關系方面，蘇聯開始時是放棄對抗，謀求合作，但隨著其國內危機的加深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壓力的增加，戈爾巴喬夫不斷作出重大讓步，逐漸依附于美國及其盟國。在裁軍、減少軍費、軍控、削減核武器等問題上，戈爾巴喬夫完全接受了美國的要求，甚至為了表示“誠意”還超出美國的要求，如1991年9月宣布撤走駐古巴的蘇軍。在蘇聯與美國關于削減核武器的談判中，戈爾巴喬夫多次違反蘇聯既定的談判底線，對美國作出毫無原則的“即席”讓步。1987年4月14日，戈爾巴喬夫與美國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在克里姆林宮舉行關于削減中程導彈的會談。蘇聯所擁有的一百多枚最大射程400公里以內的新型CC-23導彈，并不屬于中程導彈的范疇，因而不在準備簽署的協定范圍之內。但舒爾茨堅持要削減CC-23導彈，蘇聯談判代表和軍事專家均表示反對。在談判陷入僵持狀態時，戈爾巴喬夫在最后一刻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同意了美方的要求。舒爾茨身邊的幕僚稱戈爾巴喬夫在最后一刻突然邁出的這一步，是“天上掉餡餅”。類似的事情在美蘇的核裁軍談判中多次出現，以至于舒爾茨自豪地向美國政府報告說：“我們沒有做任何讓步，而所得到的東西之多，出乎意料?！痹趯|歐國家政策上，戈爾巴喬夫也采取了完全放棄的態度。一方面，對這些國家內部發生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采取袖手旁觀甚至縱容的態度；另一方面，對這些國家的“民主派”提出的譴責、追究蘇聯的“歷史罪過”及重新評價與蘇聯關系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要求，采取默認態度，結果導致蘇聯與東歐國家結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崩潰。1991年7月1日，華沙條約組織（簡稱華約）正式解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這一軍事組織的對立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不但沒有隨著華約的解散而解散，反而強化其軍事職能，成為冷戰后西方大國欺凌弱國、小國，推行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軍事工具。2022年2月24日，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爆發的軍事沖突，雖然有著錯綜復雜的原因，但北約在蘇聯解體后背信棄義，置俄羅斯國家安全關切和嚴重警告于不顧，先后五次東擴，無疑是俄烏沖突的源頭。從1999年到2020年，北約不僅接納了匈牙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黑山、北馬其頓等原東歐國家，而且還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原屬蘇聯的地區收于麾下效力。北約還打算馬不停蹄把烏克蘭變成北約成員國，將北約防務體系擴張至俄烏邊境。北大西洋公約規定，締約國任何一方遭到武裝攻擊時，應視為對全體締約國的攻擊。烏克蘭加入北約將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普京在烏克蘭拒絕承諾放棄加入北約、宣布中立等希望落空后，忍無可忍作出出兵烏克蘭的決定。造成俄烏軍事沖突的根源，是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勢力借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衰落之際，落井下石，不斷壓縮俄羅斯戰略空間。這也表明北約逆歷史潮流而動，繼續秉持冷戰思維搞霸權，成為影響歐洲乃至世界安全穩定的禍源禍首。
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諾夫在戈爾巴喬夫去世后的評論文章中，回顧了戈爾巴喬夫解散華約的過程，憤怒譴責了戈爾巴喬夫對西方的妥協、投降和對蘇聯國家利益的叛賣行為。他指出，“1989年12月，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會見美國總統布什和國務卿貝克時……戈爾巴喬夫無緣無故地對布什說：‘我們決定解散華約，退出東歐?！惪撕髞砘貞浾f，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后，美國代表團因為這個消息甚至開始冒汗，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馬上會提出更高的需求。例如，要求美國解散北約。但隨后戈爾巴喬夫再次讓美國方面感到驚訝，他說，‘不，我們現在推行新思維，因此我們解散華約，而你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蘇聯的整個安全體系，2700萬祖國最優秀的兒女為此曾浴血奮戰的安全體系，就這樣被埋葬了。在衛國戰爭期間，幾乎每個蘇聯家庭都有犧牲”。
1987年5月，西德青年馬蒂亞斯·魯斯特（Mathias Rust）自駕飛機“訪蘇”并安全降落在莫斯科紅場。這一事件轟動世界，讓超級大國蘇聯顏面丟盡，蘇聯國防部長謝爾蓋·索科洛夫（Сергей Соколов）因此被撤職。但根據蘇聯解體后當事人曝光的事實可以肯定，索科洛夫蒙受了不白之冤。保障魯斯特在蘇聯領空的飛行安全得到了蘇聯“最高領導”的默許，其真實目的是為打擊那些反對戈爾巴喬夫單方面裁軍的蘇軍高層將領制造口實，為日后解散華約掃清道路。據俄羅斯上將列·伊瓦紹夫（Леонид Ивашов）的說法，1987年2月戈爾巴喬夫召見國防部長索科洛夫時，扣留了兩張蘇聯西北方向的防空地圖。有證據表明，該絕密地圖是根據戈爾巴喬夫要求提供的，戈爾巴喬夫違規將地圖扣留，一直沒有歸還?，F有證據表明，魯斯特的飛行軌跡顯示出他對蘇聯西北部地區無線電定位跟蹤站的位置了如指掌。由此基本可以斷定，在魯斯特事件中，蘇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高層領導存在大規模政治陰謀活動。時任克格勃副主席的弗·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Крючков）稱，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指示，他保障了魯斯特飛抵莫斯科的行動。
為謀求西方的支持和援助，在蘇聯國內問題上，戈爾巴喬夫也盡量滿足美西方的要求。1984年12月在倫敦訪問時，戈爾巴喬夫向撒切爾夫人出示帶有密級標識且標出了蘇聯導彈對英國打擊目標的蘇軍地圖，并保證“這一切應當結束，而且應當盡快結束”，暗示他當政后將對自己的國家采取重大“破壞性”行動。撒切爾夫人對此驚喜交加，稱戈爾巴喬夫是“可以打交道的人”。在允許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的問題上更是如此。1986年10月和1989年12月分別在雷克雅未克與馬耳他舉行的兩次蘇美高層會晤，均已涉及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個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這一敏感問題。根據蘇聯官方報道，戈爾巴喬夫與里根的雷克雅未克會晤無果而終，但立陶宛護法人員瓦·伊萬諾夫（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證實，他在1989年看到過一本梵蒂岡出版的立陶宛文的小冊子。根據其中的內容，戈爾巴喬夫與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秘密會談討論的四個問題中，第三個問題是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的問題。至于1989年在馬耳他舉行的蘇美元首會晤，美國駐蘇聯最后一任大使小杰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Jr.）的回憶錄稱，會談中“布什提請戈爾巴喬夫注意，美國從未承認蘇聯對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侵占，現在也不承認”。美國總統清楚地暗示，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不是蘇聯的固有領土，他站在為脫離蘇聯而斗爭的勢力一邊。戈爾巴喬夫并沒有對美國總統干涉蘇聯內政的言詞進行任何反駁，只是輕描淡寫地“向美國總統解釋了蘇聯情況的特殊性”，甚至還保證，對這三國問題的處理僅限于非武力方式。這說明戈爾巴喬夫與布什在馬耳他達成了秘密口頭協議：戈爾巴喬夫承諾不使用武力，布什則承諾美國不會為戈爾巴喬夫制造更多問題。馬耳他會晤后，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分離主義勢力加快了脫離蘇聯的步伐。葛羅米柯之子阿·葛羅米柯（Анатолий Громыко）認為，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徹底輸了，馬耳他會晤是“蘇聯的慕尼黑”。
在蘇聯內外交困時，戈爾巴喬夫甚至不惜喪失國格乞求西方。1991年7月，戈爾巴喬夫以非正式的方式參加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臨行前，戈爾巴喬夫匆匆將一項長達23頁的蘇聯“改革計劃”寄給七國首腦，希望西方國家增加對蘇聯的投資、向蘇聯提供大量的消費品、解除或延緩蘇聯所欠的650億美元的外債等。將一國內政交于西方國家討論，這本身就是喪權辱國行為。然而，面對這個帶有屈辱性的計劃（當時人們稱之為“乞討計劃”），西方大佬們的回答是“不給錢”！美國總統布什的回答更干脆，他說，參加首腦會議的領導人“不會做任何表明我們為援助蘇聯而忽視東歐發展中的民主制度的事，這不是給空白支票的時候”。
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新思維”，實質上根本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問題的基本觀點，喪失自主權力，使蘇聯在面對國際資產階級的進攻時自縛手腳、甘拜下風。這一點連資產階級政治家也看得一清二楚。
小杰克·馬特洛克指出，“階級斗爭理論是列寧主義者的國家結構演進觀及同西方發生冷戰所依據的中心概念。沒有它，冷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也隨之消失”，“在這一理論（指階級斗爭理論——引者注）真正由官方拋棄之前，表明我們之間關系好轉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是虛幻的，最多也是暫時的”，“只要蘇聯不放棄其制度的意識形態核心——階級斗爭觀念，冷戰就決不會停止。而一旦它放棄，該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論依據”。他還特別提道：“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這個觀念（指階級斗爭——引者注），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span>
美國另一著名政治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早在1989年就點明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實質。他說：“蘇聯新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他不僅要改變蘇聯的經濟結構，還要修改蘇聯制度的思想基礎，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蘇聯的政治程序?！薄翱死锬妨謱m出現一位修正主義的總書記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的特別嚴重的危險在于瓦解世界共產主義共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朝一日，蘇共要“喪失對社會的壟斷控制”，“蘇維埃聯盟隨時可能解體”。
8.人生觀上：從追求個人升遷、小家庭特權享受的個人主義到顛覆黨和國家政權的野心家、陰謀家
人生觀價值觀本質上是“為了誰”的問題。我們常講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從一定意義上講，在這“三觀”中，人生觀具有決定性意義。人生觀一頭連著世界觀，另一頭連著價值觀，猶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穿衣服要扣好的第一?？圩?。如果黨員干部僅僅考慮個人升遷和自己的小家庭過好日子，追求物質享受，在特定條件下，就必然會導致結黨營私，甚至發展成為野心家、陰謀家。網絡上曾披露這樣一則消息：赫魯曉夫的兒子列昂尼德（Леонид Хрущёв），在1943年的一次戰役中，他駕駛的戰機與機組失去了聯系，后證實被德軍俘虜并投降。斯大林知道情況后，下令把列昂尼德押回蘇聯，蘇聯反間諜部隊不辱使命。列昂尼德回國后，在判刑問題上，斯大林要求蘇聯領導層討論。貝利亞指出，已經掌握了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實，而且之前寬恕過兩次，現在不能再寬恕了。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人都同意判處列昂尼德死刑。莫斯科軍事法庭很快作出死刑判決，列昂尼德被處死。有觀點認為赫魯曉夫因此懷恨在心，在他上臺后不僅發起“非斯大林化”運動，而且報復了貝利亞、馬林科夫等當年同意判處列昂尼德死刑的人。
成為黨的總書記后，勃列日涅夫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說：“終于熬到了這一天！”當他的母親從鄉下趕來看他時，他自豪地領著母親看他的精美家具、豪華別墅，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安腥漳虻纳罘绞胶脱孕袑λ闹車?、對所有黨的上層產生了影響?！辈腥漳蚶米约旱穆殭嘞硎苤鵁o人能比的特權。他酷愛打獵、住豪華別墅和收藏高級轎車是出了名的。勃列日涅夫還喜歡各種高檔禮品，他收受的禮物可以說“數不勝數”。這本不屬于個人財產，理應上繳國家，但勃列日涅夫大多將它們收歸己有。勃列日涅夫的孫女在回憶爺爺的生活時曾提到他收藏的高級轎車竟達百輛之多。勃列日涅夫認為，“‘影子經濟’、搶劫公共設施、干部的賄賂行為都是正常的”。
勃列日涅夫對其親信、親屬腐敗行為的縱容姑息，更是眾所周知。20世紀70年代末期，克格勃負責人安德羅波夫（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準備開展打擊貪污腐化的斗爭，但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反對。他不允許安德羅波夫調查謝洛科夫把持的內務部中的嚴重腐敗行為。當安德羅波夫將反映國內腐敗狀況的報告交給勃列日涅夫后，勃列日涅夫很不高興，一改以往與安德羅波夫的親熱關系，長達3個月不與安德羅波夫見面，甚至拒絕與他通電話。當安德羅波夫將報告的內容改為通報平安無事的喜報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復了與他的良好關系。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親信們一方面不斷增加特權種類，另一方面又對各級干部追求特權的行為極少阻止，甚至放任和鼓勵，導致享受特權的黨政官員越來越多，逐漸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戈爾巴喬娃（Раиса Горбачёва）后來回憶道：“1978年搬進莫斯科以后，我有不少發現，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國家領導人，包括黨的領導人，除了擁有供應的國家別墅外，還修建了私人別墅，為自己的子女、孫子們同時修建了私人別墅。這種奢華和大膽，令我為之震驚?！?/span>
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最高領導人對特權生活的追求，對助長黨內腐敗現象起到了某種“榜樣作用”。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首先想的是為個人及家庭謀取好處，第一家庭過著奢華氣派的生活。戈爾巴喬夫剛接任總書記，他就指示下屬在海邊新建豪華別墅等度假場所，而位于列寧山的戈爾巴喬夫六居室官邸更是惹人注目，行人老遠就能望見，成為莫斯科旅游一景。
據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戈爾巴喬夫辦公廳主任博爾金回憶，從1991年1月起，就不斷有人討論國家面臨的困難。國家處于政治和經濟危機之中。有人警告國家經濟正在滑坡，聯盟本身也很可能崩潰。然而，“總統卻在想別的事：他發狂似地千方百計提高自己目前非常低的支持率，準備出版自己的新書，幫助他妻子出版自傳。已經有人保證為這本書立即付給賴莎一大筆現金，他們其它著作的出版工作也在進行中。賴莎的書將在蘇聯出版發行，她常給我打電話詢問哪家出版社對她的處女作來說最適宜”。雖然“總統一家也將會面臨困難時期，但他們在銀行里存有硬通貨。戈爾巴喬夫著作的稿酬加上聯盟版權局付他的版權費，早已給他的戶頭輸進了100多萬美元。他曾接受過許多用貴重金屬制成的禮物，各種硬通貨的獎勵，此外，他還有其他財產。我提高了警惕，很想知道總統是否關心國家的命運，是否能騰出時間來處理國家的事務和人民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窘境”。
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當權者，乘私有化改革之機損公肥私、化公為私、大肆鯨吞公有資產，使蘇聯幾代人艱苦奮斗積累的成果，轉瞬間化為少數人口袋里的財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商界精英有40%以上來自前蘇共的官僚。在1992年~1993年的100家俄羅斯最大私人企業的所有者中，原先的黨政精英、企業家、銀行家及其家族占了62%。
改革催生的新資產階級成為摧垮蘇共、瓦解蘇聯的階級基礎。利加喬夫在分析蘇聯解體原因時不無感慨地指出，導致蘇聯解體的客觀原因是不存在的，基本上是主觀原因。首先是上層領導人的變質。他們主要為個人發家致富，想無限制地統治人民，他們后來都成了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他們就是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為代表的人。這些財富是靠掠奪人民財富而帶來的。他們強烈渴望要求擁有私人財富，但當時蘇聯黨和人民不允許。
奧希波夫說：“從赫魯曉夫那個時候開始，我們黨的領導層就開始了腐爛。這些混進黨內并企圖不斷高升的人入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黨后，就意味著可以到非洲去狩獵，把自己的兒子、孫子輩安排好，把自己家庭安排好。共產黨的蛻化變質和最終解體，實際上是在家庭這個最基礎的層面就發生了?！?/span>
大衛·科茲深刻分析道：“蘇聯精英分子的物質利益雖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就相形見絀了”；“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得多”，“在蘇聯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比一般產業工人高出8倍”，“大企業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高層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合法的途徑積累物質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積累了物質財富的蘇聯領導人總是擔驚受怕，惟恐有一天被人發現或被起訴”，因此，“蘇聯體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統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逐”。
極端個人主義者一旦爬上黨和國家的高位，必然淪落為野心家、陰謀家，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內部最為主要最為兇險的敵人。也正因如此，毛澤東同志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團作斗爭時，反復告誡黨的高級干部：“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span>
國內有學者說，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是完全符合組織程序的。這一說法不是事實。俄羅斯歷史學家巴爾蘇科夫（Николай Барсуков）早在1996年就在認真研究赫魯曉夫回憶錄的全部錄音和解密檔案材料的基礎上得出這樣的結論：蘇共中央主席團作出向代表大會作關于個人崇拜的報告的決定和向中央全會宣布這一決定時，當時準備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Петр Поспелов）起草的調查報告，后來在秘密會議上所作報告的許多內容是赫魯曉夫等少數幾個人私自加上的。更何況所作“秘密報告”的大會不是由蘇共二十大代表大會主席團而是由蘇共中央主席團主持的。事后不少人發問，這是二十大的繼續還是其中一次別的會議？俄羅斯著名理論家科索拉波夫（Ричард Косолапов）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由一小撮人炮制的，是未經集體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會上去的”，“他的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反黨行為”，因此“嚴格地說，后來大聲稱道的‘二十大路線’或‘二十大精神’在黨內沒有取得合法地位”。國內外不少人對赫魯曉夫的主要印象是在聯合國用皮鞋敲擊講壇的粗魯、率真的一面，但對他陰謀家的另一面所知不多。比如，1939年3月，赫魯曉夫在聯共（布）十八大上有20分鐘左右的發言，曾32次對斯大林進行熱烈的贊揚，并最后高呼：“引導我們勝利地走向共產主義的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我們親愛的斯大林萬歲！”同年12月，他在為慶祝斯大林60歲誕辰所寫的文章中吹捧說：“蘇聯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親和領袖?！?949年斯大林70歲誕辰時，赫魯曉夫則對斯大林這樣“稱頌”：“榮譽屬于親生父親、英明的導師、黨和蘇聯人民及全世界勞動者的天才領袖斯大林同志!”把斯大林由父親改稱為肉麻的“親生父親”。但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6年“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卻把斯大林謚為“暴君”“劊子手”“慘無人道”等。斯大林當然要對當年肅反擴大化負有重要甚至主要的領導責任，但是，赫魯曉夫等人至少是為了個人邀功爭賞要對肅反擴大化負有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直接責任。1937年赫魯曉夫在莫斯科任市委書記時，每天都給莫斯科內務局打電話，催促逮捕犯人的情況：“莫斯科是首都，不能落后于卡盧加或梁贊?！彼€說：“要消滅這些壞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動一下，要為了人民的利益跨過敵人的尸體往前走?！敝?937年年底，38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書記中有35人遭到清洗，146名區委和市委書記中有136人被捕。俄羅斯歷史學家茹科夫（Юрий Жуков）在蘇聯檔案里查證，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工作期間批準槍斃8500人，調到烏克蘭工作后，請求槍斃或關押3萬人。讓人更難想象到的是，赫魯曉夫上臺后，利用自己手中的職權，指使其親信直接銷毀了關于他參與鎮壓行動的文件和材料，被銷毀的材料達11紙袋之多。赫魯曉夫一面拼命為自己洗白，另一面拼命抹黑斯大林。1937年，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斯大林指出，我們的“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余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采用更尖銳的斗爭形式”。在這里，斯大林講的是“剝削階級殘余”和“更尖銳的斗爭形式”，卻被赫魯曉夫歪曲為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階級斗爭會愈來愈尖銳化”的荒唐理論。不少人沒有去查對斯大林的原文，卻流傳赫魯曉夫篡改的謬種。
戈爾巴喬夫同樣是一位陰謀家。1985年4月蘇共中央全會上，他信誓旦旦地說，列寧的學說“對我們來說過去是、今天仍舊是行動的指南，獲得靈感的源泉，確定前進的戰略和策略的可靠的指南針”。此后，他又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多次刻意表達對列寧的忠誠。1987年，戈爾巴喬夫在其剛剛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中亦不得不說：“弗·伊·列寧的著作，列寧的社會主義思想，對我們來講仍然是辯證的創造思想、理論財富和政治上高瞻遠矚的取之不竭的源泉”；“列寧繼續活在億萬人們的心靈中”。他還說：“我們用社會主義的尺度來衡量一切成績和錯誤。誰希望我們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他就會大失所望?！钡驮诖藭r，他用列寧打擊斯大林，說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恢復列寧主義的原則和傳統。戈爾巴喬夫的助手扎格拉金（Вадим Загладин）說：“那時戈爾巴喬夫不能開誠布公地說實話，他知道，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不支持他的立場。戈爾巴喬夫自己承認這一點。他應當變得有點像狡猾的狐貍，不能什么都說出來，有時應當嘴里說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备隊柊蛦谭蚬蝗缡?。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召開時，戈爾巴喬夫認為時機已經成熟，隨即不再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而只是強調擺脫對它的“教條主義的解釋”，強調要對它進行“創造性的發展”。其實，戈爾巴喬夫不斷豐富完善和發展的不過是他以抽象人道主義為哲學基礎的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這套理論在本質上不過是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既不人道又不民主而已。
從極端個人主義到最終淪落為野心家、陰謀家，絕不僅僅是瑣碎的個人欲望的表現，同樣也是一定的、腐朽的階級及其思想傾向的政治代表。魯迅曾說過，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古今中外，背叛人民的所有野心家、陰謀家最終都被或都會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這是我們的歷史和人民的自信。這一自信，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般的從容、自然和堅強、堅定。
在蘇共垮臺前不久，有關機構做過的調查結果顯示：有85%的人認為蘇共主要代表了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利益。當蘇聯共產黨不再是蘇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不再是蘇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時候，蘇共黨員不站出來捍衛黨和國家利益，冷漠看待逐漸走向死亡的蘇共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對蘇聯亡黨亡國原因研究中其他12種觀點的簡要評析
蘇聯解體30多年來，國內外政治界、學術界對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原因進行了多視角、多維度的探討和研究，可謂眾說紛紜、結論各異，細列有50余種。這里，僅列舉以下12種作簡要剖析。
1.“十月革命原罪說”
國內外一些所謂學者認為，十月革命是一場強行制造出來的革命，不僅是一個“早產兒”，而且從誕生之日起就充滿著“原罪”。這種觀點的本質，是從源頭上質疑、否定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質疑、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存在發展的歷史正當性。事實上，十月革命絕不是像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布爾什維克刻意“制造”出來的革命，而是俄國社會階級矛盾異常尖銳、俄國革命主客觀條件成熟的產物，是俄國人民在列寧主義指導下主動選擇的結果，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2.“斯大林模式僵化說”
一些學者把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歸咎于斯大林模式。在他們看來，斯大林時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嚴重窒息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最終導致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結局。這種觀點夸大了斯大林模式的問題及其在蘇聯亡黨亡國中的作用，混淆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具體的體制機制弊端，否定了斯大林模式的歷史功績和它的社會主義性質。一方面，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取得偉大成就，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發揮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蘇聯原有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只是說明了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意味著蘇聯必然亡黨亡國。持前述觀點的學者中有的是企圖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為戈爾巴喬夫的罪過開脫責任。
3.“民族矛盾決定說”
一些學者認為，列寧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和聯邦制的國家形式，強化了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緒，而蘇聯憲法又保留各加盟共和國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這就為蘇聯解體埋下了伏筆。普京也認為，列寧的民族自治思想，給予加盟共和國有退出蘇聯的權利，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它像是被安放在‘俄羅斯’大廈下的核彈，后來這枚核彈爆炸了”。他還認為這是“列寧最大的失誤”，“列寧主義的建國原則不僅是一個錯誤，而且它比錯誤更糟糕”。言下之意，蘇聯解體始于列寧的民族自決思想和留有缺口的蘇聯憲法。上述觀點并不符合事實。首先，列寧關于民族自決權的思想，其基本精神是維護被壓迫民族的權利，反對大民族尤其是俄羅斯族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其他弱小民族。在十月革命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黨正是通過維護民族自決權的口號，支持非俄羅斯族的其他各民族反對沙俄專制制度的民族解放斗爭，創建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在此基礎上，1922年按照自愿原則形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1924年蘇聯憲法肯定“聯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愿聯合”，并在第4條規定“每一加盟共和國均保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這是基于民族自決權利和蘇聯形成的歷史事實，也是為了防止大俄羅斯主義死灰復燃，破壞新的聯盟國家。其次，在斯大林時期，包括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境內各民族之間雖然存在不少矛盾和摩擦，有時有的矛盾還相當尖銳，但總體上是團結、友愛、充滿向心力的。西方只是對1940年并入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主權持有疑義，而對1922年形成的蘇聯是承認的。最后，蘇聯民族矛盾激化、各加盟共和國離心傾向加劇發生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這是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改革和錯誤的民族政策造成的，因為蘇聯各民族團結一致的根本紐帶——蘇聯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被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瓦解了，聯盟賴以存在的思想、政治、經濟根基被徹底破壞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分離勢力利用人民的名義和憲法賦予加盟共和國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公開瓦解蘇聯。其實，蘇聯憲法同時有維護各民族團結和聯盟國家統一的基本原則，然而這些原則卻被戈爾巴喬夫和民族分離勢力拋在一邊。
4.“軍備競賽拖垮說”
有學者將蘇聯解體歸因于蘇聯與美國之間的軍備競賽，認為軍備競賽加重了蘇聯人民的負擔，激化了蘇聯國內的矛盾，導致經濟凋敝、國力不支，最終拖垮了蘇聯。與西方軍事集團的軍備競賽，確實給蘇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這總體上屬于國家戰略問題，可以通過調整戰略目標、降低軍費開支等辦法，使國家的軍事實力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使國防建設不超出人力財力可承受的程度。其實，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已經完全放棄與美國等西方軍事集團爭霸的戰略，并從東歐及其他國家全面撤軍，不搞軍備競賽并沒有挽救蘇聯覆亡的命運。
5.“經濟沒有搞好說”
一些學者無視蘇聯長期在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作出的巨大成績，而是片面將蘇聯解體歸因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認為蘇聯僵化的經濟體制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這種觀點沒有認識到，蘇聯經濟只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后增速有所放緩，即便到戈爾巴喬夫執政初期蘇聯經濟依然有不低于2%的增長率。蘇聯經濟發生嚴重衰退和崩潰是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即從1989年開始蘇聯經濟出現負增長，到1991年經濟負增長率達到13%。這顯然不是蘇聯僵化的經濟體制造成的，而是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改革路線，包括錯誤的經濟改革方針，造成的嚴重后果。
6.“共產主義烏托邦說”
這種觀點將蘇聯解體歸因于蘇共的指導思想，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因此蘇聯必然走向垮臺的結局。這種觀點主要是戈爾巴喬夫以及西方反共勢力提出來的，它根本否定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的目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而將蘇聯解體視為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拋棄和向“正常社會”的回歸。
7.“人民拋棄說”
有的學者認為，人民群眾對蘇共的不信任使其喪失了執政合法性，這是導致蘇共失去政權的主要原因。其實，蘇聯人民拋棄蘇共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發生蛻變的結果，而不是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原因。要認清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的性質，此時的蘇共雖然名稱沒有變，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信仰馬列主義的蘇共，而是信仰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蘇共，這時的蘇共實質上已經成為不代表蘇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僅代表極少數人利益的社會民主黨，它被蘇聯人民拋棄完全是情理之中。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蛻變才是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這樣的黨最終被人民拋棄是必然結果。在剖析根本原因時，不能倒果為因。
8.“外部因素決定說”
一些學者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長期推行針對蘇聯的和平演變戰略，視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這種觀點片面強調外因的作用，而忽略了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沒有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黨內高層的叛變與配合，沒有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蘇聯社會“民主”分裂勢力的推波助瀾，西方和平演變蘇聯的戰略是不可能實現的。
9.“一黨執政獨裁說”
一些學者認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是蘇共長期一黨執政、壟斷政治權力。這種觀點完全顛倒了是非黑白。蘇聯共產黨在將近70年的時間里長期執政并沒有發生亡黨亡國的悲劇，而恰恰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通過修改憲法取消蘇共執政地位，并在蘇聯推行多黨制以及三權分立、議會民主、總統制等，才最終導致蘇聯亡黨亡國的結果。
10.“戈爾巴喬夫叛徒全責說”
有人把蘇聯亡黨亡國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戈爾巴喬夫一人，認為蘇聯解體并不是歷史的必然，根本原因是因為出現了戈爾巴喬夫這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與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叛徒。這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亦在客觀上開脫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在蘇聯亡黨亡國中應負的責任。恩格斯明確指出：“主要的出場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庇辛撕蒸敃苑蝾I導集團全盤否定斯大林，開始偏離、脫離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與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土壤，從一定意義上講，就必然長出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這一叛徒的“秧苗”并結出這一毒果。在當時的歷史下，即使不出戈爾巴喬夫，也會出類似的人物。
11.“蘇聯解體進步說”
有的學者完全站在西方敵對勢力的立場上，無視蘇聯解體對于俄羅斯人民及其在世界范圍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反而將蘇聯解體視為一種“歷史的進步”，稱蘇聯解體使蘇聯走出“歷史的迷誤”，重回“文明發展的正軌”。還有學者認為蘇聯解體緩解了中國面臨的軍事壓力，改善了中國的安全環境。此觀點只看到了蘇聯解體帶來的個別方面的影響，沒有從世界社會主義、人類進步事業的視角全面綜合地分析蘇聯解體的影響及危害。即便就中蘇關系而言，也有蘇聯修正錯誤而使兩國關系回到正確軌道的可能，已有社會主義國家交往的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況且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中蘇關系已有緩和的跡象。不難看出，解決中蘇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消除中國來自北方的威脅，完全不必以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為代價。
12.“各種要素合力說”
一些學者認為，蘇聯解體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是多種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各種要素合力說”對造成蘇聯解體的各種因素進行了綜合，有其道理和可取之處，但僅停留在不分主次地羅列蘇聯解體的各類因素是遠遠不夠的，應當深入研究分析導致蘇聯解體的最主要的決定性因素，即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轉化。任何事物質的規定性，都是由事物內部的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決定。當然也要進一步研究使各種因素形成“合力”的粘合劑是什么。蘇共與蘇聯，原來是列寧、斯大林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者領導集團為主導的，后來逐漸演化為赫魯曉夫直至戈爾巴喬夫為核心的修正主義者領導集團為主導。這才是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本質所在。作為學術研究，對“蘇聯亡黨亡國根本原因”的探析，必須堅持“雙百”方針，通過扎實、艱苦的研究來揭示真相、逐步形成共識。同時，“原因”探究又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尤其是在歷史虛無主義泛濫之時，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借否定、扭曲蘇共的歷史，全盤否定斯大林甚至攻擊列寧，來攻擊中國共產黨、抹黑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來影射、攻擊和否定中國人民公認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跋Ｌ乩?、斯大林、毛澤東是20世紀三大惡魔”“從‘向西方學習’到‘以俄為師’是背離了人類文明的主流”——這類流行一時的“政治標識”在黨的十八大之后在表象上確有所改變，但對于借學術話語傳達政治訴求的做法仍須保持高度警惕。對于蘇聯亡黨亡國根本原因解讀所涉及的重大是非原則，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如果對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不能得出、作出準確和科學的結論，就可能直接或間接沖擊、動搖我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源頭、根基。（待續）
責任編輯：白雪
